大学以精神为最上

作者：陈平原 来源：书摘

1931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其《就职演说》中有一段话，近年常被引用：“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楼与大师，代表着办学的两大支柱：金钱与学问。这两者都很重要，只不过世人偏重看得见的大楼，梅贻琦这才有必要强调大师的重要性。某大学校长为了表示自己看问题更全面，提出：我们既需要大师，也需要大楼。这是废话，梅贻琦主持清华时，也没说过不盖大楼。

这个话题，我想略微拓展。当我们谈论“大师”对于“大学”的重要性时，主要关注的是学问。可大学除了博大精深的“学问”，还需要某种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精神”。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没能体现在考核表上的“精神”，更能决定一所大学的品格与命运。

在《大学排名、大学精神与大学故事》一文中，我提到向己不喜欢“北大精神”、“中大精神”这样的提法，理由是：不相信有凝定不变的大学精神。如果说真有“北大精神”、“中大精神”的话，那也是经由一代代师生的努力，而逐渐积累起来的。只要大学存在，她就永远只能是一个未完成时——有大致的发展方向，但更需要一代代人的添砖加瓦；而后人的努力，必定对原有的方向有所修正。所以，我更愿意说大学传统，她比大学精神更实在些，也更好把握。而且，一说传统，大家都明白，那是在培育过程中的，是没有定型的，还在不断发展。

这么说，并非认定大学可以没“精神”。相反，我特别看重一所大学由于历史原因以及一代代人的努力凝聚而成的某种特殊品格。我只是反对将这种“精神”凝固，或者落实为校训，或者演变成为口号。

北大人喜欢引用鲁迅的话：“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这么引，其实有问题；此话还有前言后语，不该被省略。1925年12月，北大学生请鲁迅为校庆27周年写文章，鲁迅于是写了这则《我观北大》，其中有这么一段：

“既然是二十七周年，则本校的萌芽，自然是发于前清的，但我并民国初年的情形也不知道。惟据近七八年的事实看来，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很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弛懈。”

即便是校庆征文，只能说好话，鲁迅也说得很有分寸：“近七八年”，也就是1917年新文化运动兴起以来，这所大学很有成绩。至于此前怎么样，我不晓得：以后命运如何，那就更无法预测了。

又过了七八年，曾迅给台静农写信，谈及昔日《新青年》同人，对钱玄同的“夸而懒，又高自位置”以及刘半农的喜欢“摆架子”，有很尖刻的批评。接下来的那句话，更是要命：

北大堕落至此，殊可叹息，若将标语各增一字，作“五四失精神”，“时代在前进”，则较切矣。

1933年的北京大学，是否真的像鲁迅说的那么不堪，这里暂不深究；我只想指出，鲁迅对北大的评价，并非“一以贯之”。还有，鲁迅谈论某所大学的功过得失时，不怎么考虑其科研成果，特别看重的，是其是否“失精神”。

熟悉北大校史的人都知道，1931年起，蒋梦麟正式主持校政，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公布组织大纲、实行教授专任、规范课程设置、扩大研究院，以及借助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的拨款推动科学研究。那些年，北大在学术上是有明显进步的。为什么鲁迅谈及他曾经工作并热情表彰过的北大，会如此痛心疾首？

当然，鲁迅是文学家、思想家，不是教育史家，评价大学时，不考虑专业成绩，而用无法量化的“精神”来说事，显得有些“粗枝大叶”。可换一个角度，大学不仅生产知识，还影响社会，1930年代的北京大学，确实不像五四新文化时期那样引领全国思想文化潮流。尤其让鲁迅不能容忍的是，当年的新文化闯将，如今都功成名就，成了掌握生杀大权的“学阀”，对青年人的态度很不友善。鲁迅对“北大堕落”的慨叹，从教育史上看，是不准确的；可它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如何评介一所大学的精神风貌。

只要稍微接触现代中国教育史，肯定会被西南联大的故事所深深吸引。抗战时活跃于大后方、肩负起中华文化复兴伟大使命的西南联大，可以说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迹。在如此艰难的状态下办学，竟然意气风发，教授们出成果，学生中出人才。近年出版的六卷本《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科》，以及众多关于西南联大的书籍，读了让人感动。除了具体的学术上的业绩，最让我们怀念的，还是西南联大师生那种百折不回的精神状态。

西南联大的情况，大家比较熟悉；下面这个小故事，估计比较生疏。半个世纪前，陈六使与新马华人共同集资，在新加坡创办了海外第一所华文大学一～南洋大学。从开办到合并，二十几年间，南洋大学始终伴随着激烈的争议，其中困扰着他们的，是政府主持的一系列学术评鉴。1970年8月，李光耀总理应南洋大学历史学会之请，做《南大与我们的前途》专题演讲，其中提到，南大创办的最初几年，出现很多非常优秀的学生；“很矛盾的，现在南大的师资和教学水准虽已提高了，但特出的学生却没有从前那么多”。是有点奇妙，教学水平上去了，学生却不见得比以前更有出息。如何解释这一矛盾？我以为，关键在于创校初期，教授与学生全都憋着一股气，有明显的精神追求；日后走上正轨，教与学都变得平淡无奇，无论学生还是教师，都不那么有“精神”了。其实，不只南洋大学如此，古今中外很多大学，都曾面临如此尴尬的情境。

“大楼”不能取代“大师”，这是目前大家谈得比较多的；我想补充的是，“学问”不等于“精神”，办大学，必须有超越技术层面的考虑。学校办得好不好，除了可以量化的论文、专利、获奖等，还得看这所大学教师及学生的精神状态。好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有明显的精神印记。过去常说“教书育人”，不是没道理的。不管你是培养“英国绅士”，还是所谓的“共产主义新人”，都是把人的精神面貌放在第一位。19世纪英国著名教育家纽曼积极倡导自由教育，以心智训练、性格修养、理智发展为目标。关注的是心智，而不是专业技能，用他的话说，便是“构建概念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心智的科学构成的结果。这是一种习得的判断力、敏锐力、洞察力、见识力、心智的理性延伸力以及才智的自制力及沉着力。”无论我所说的“精神”，还是纽曼强调的“心智”，都是以人为中心，注重长时段的影响，而非一朝一夕、一时一地的表现，故无法落实在各种硬指标上。

总的感觉是，目前中国的大学太实际了，没有超越职业训练的想象力。校长如此，教授如此，学生也不例外。北大学生常被批评为不谙世故，书生气太重；但在我看来，这不是什么坏事。如果大学还没毕业，已经老气横秋，像坐了十几年办公室，对所有人事均能应对自如，这其实很可怕。学生嘛，总该有点理想主义，即便不切实际，也没关系。

记得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这样开篇的：“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请允许我套用：大学以精神为最上。有精神，则自成气象，自有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