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钱先生是一位人文知识分子，不是说他有深厚的艺术修养，也不是指他有“钱学森论文艺与文艺理论著述”，而是指他贯穿一生的人文情怀和祈向境界的旨归。通常在世人眼中钱学森的一生，有三大贡献：一是“两弹一星”，二是载人航天，三是系统科学。似乎这些都无关乎人文学科，都是科学技术，至多是社会科学，但恰恰在深厚的科学技术修养中，在埋头向学抑或操作的实践中，其人文品性就显现在技与道的相互贯通中，在他坚信不已的人生信念和理想的弘扬中，在他人生耄耋之年的“钱学森之问”的执著中。

出身江南世家的钱学森，经由清华大学赴美留学，拜师著名学者冯·卡门，深受器重，却难忘母邦。在美国海军次长眼里“无论在哪里都值五个师”的钱学森博士，经过对美国千方百计阻挠的不懈抗争，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过问下，终于在1955年10月8日踏上祖国的热土。他的导师卡门如此评价钱学森：“他是一个无可置疑的天才，他的工作大大促进了高速空气动力学和喷气推进科学的发展。人们都这样说，似乎是我发现了钱学森，其实，是钱学森发现了我。”时光荏苒，纵横捭阖，成就了辉煌的人生。2009年3月28日晚，“世界因你而美丽——2008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在北京大学举行，钱学森获“终身成就最高荣誉大奖”。其中的颁奖词有这样一段话：无论在什么时代，什么地方，他所选择的，既是一个科学家的最高职责，也是一个炎黄子孙的最高使命。他一生的经历和成就，在中国的国家史、华人的民族史和人类的世界史上，同时留下了耀眼的光芒，照亮了来路。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先行人，它不仅是知识的宝藏、科学的旗帜，而且是民族的脊梁、全球华人的典范，他向世界展示了华人的风采。

在钱学森的求学生涯中，他受父亲钱均夫影响至深，钱学森说他父亲：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学音乐、绘画等艺术课。在以后的家庭生活中，他的妻子——作为音乐家的蒋英，给了他很多艺术熏陶，丰富了他的人文素养。他说：蒋英给我介绍了音乐艺术，这些艺术力所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人生的深刻理解，使我丰富了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或者说，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这些超功利的艺术之思成全了作为科学家的钱学森的人文情怀。

晚年的钱学森为何会发出“钱学森之问”？有着人文情怀的钱老意识到当下的大学被一种庸俗、世俗之气裹挟着，特别是在不良社会风气主导下的高校愈发背离了教育的价值指向，被行政权力异化，办教育的话语权似乎决定于学校的行政级别，以至于教育行政化大行其道而见怪不怪，在权力棒的指挥下高校趋之若鹜！“权力通吃”的现象不是个案，跑学位点、拉项目、进工程、一系列关乎效益的评估，不仅校领导，因现实利益而气馁的名教授也赤膊上阵！一些不可思议的稀奇事件层出不穷和所谓的热点使“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追问被遮蔽了，忘却了“钱学森之问”应关怀“技”后之本，问计于道的根本！

如何反思教育理念和教育目标？以行政管理的目标取向而非学术发展的基本价值为中心的高等院校，势必扭曲教育的价值导向。人们纷纷“学而优则仕”，大学比拼的是培养了多少省部级以上领导、多少亿万富翁来炫耀其地位，这与时下社会中弥漫的“拼爹”现象有何不同？行政权力的膨胀独大犹如拴着“牛鼻子”的缰绳，牵着高校的掌门人、大学教授在权力的狂欢中集体共舞，偶尔个别落伍者被视为“另类”。行政权力的影子在大学教育中无处不见，甚至大学的声誉、国家的拨款和社会地位都通过行政级别来显现。如何让高校的教育理念回归自身，必须使国家的行政权力远离高校，减少对高校和学术的行政干预，还原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本色。重构高等教育的教育理念和价值体系，建立有别于社会取向的大学价值体系，给学术以尊严，还教授以体面。这当然不是让国家放弃对高校的管理，而是各循其责，按照教育的发展规律办教育。

什么是人文知识分子？就价值祈向而言，它无关乎一般社会学统称的职业阶层，而是人文意义上的精神群体。作为现代含义的人文知识分子早已超越了经验科学范围，成为一种哲学的抽象，是一种对至上的意义世界的祈向，就此而言，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致信美国总统罗斯福警惕纳粹德国研制原子弹而加速美国的导弹工程，同时又反对把原子弹用于战争，这种高度超越功利性的使命感就使爱因斯坦成为人文知识分子的典范。华罗庚是数学家，钱学森是火箭专家，但在价值祈向上，他们是伟大的有着人类情怀的人文知识分子，这些伟大的学者以拳拳之心关切着自己的祖国、人民的命运，正是超越一隅之利的人文关怀成就了他们至上的地位和荣誉！而某些虽从事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或教育专家，在从事研究中因缺失人文情怀而持一种机械冷漠的态度，把人或学生视为批量复制的商品，就不再是人文知识分子，充其量是一种“无灵魂的专家”。这在当前，偶尔也包括某些追逐于功利诉求的新型文化媒介人。随着文化时代的来临，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衡量社会的进步不再是单纯的技术标准或物质标准，发展不再单纯指向经济，发展要用文化来界定，文化的繁荣是社会进步的尺度和发展的最高目的。这警示我们：人的现代化不能驶向单车道，人的发展不能进入单向度的社会。人的现代化不只是现代化的结果，也是现代化的前提，尤其需要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上的坚定。就此，我们不但关心“钱学森之问”的现实解答和制度性安排，更关心其灵魂叩问的初衷和人文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