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已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本周出版的《瞭望》周刊通过对权威专家学者的访谈，列出了《决定》的若干“看点”。

该刊的文章说，新的改革实践呼唤新的理论。在改革的关键时期，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观点，这些理论上的新突破必将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

该刊认为《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主要“看点”包括：

三中全会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中的六大根本突破

最新一期《瞭望》周刊发表文章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副主任白津夫认为，十六届三中全会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上实现了根本性突破，跳出了理论上的一些误区，从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坚实的体制基础。

白津夫指出，所有制理论上的根本性突破包括以下方面：第一，跳出了社会主义是单一公有制的误区，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第二，跳出了所有制可以超前发展的误区，坚持了生产力标准，提出所有制形式和结构的选择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必须以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为第一原则。

第三，跳出了所有制和所有制结构一成不变的误区，提出了所有制是不断变化的，相互之间是可以转化的，由此形成了所有制结构运动，所有制结构正是在这一运动中发展完善的。

第四，跳出了公有制与其实现形式等同的误区，提出了公有制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区别，公有制实现形式具有多样性。把公有制与公有制实现形式区别开来，这是所有制理论研究的又一重大突破。

第五，突破了公有制的惟一性。一是在对公有制先进性的判断上，公有制并不当然就是最高级、最先进的所有制形式，所有制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促进生产力发展上，如果能够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这样的所有制就是先进的，否则就不一定是先进的。二是公有制并不是只能增加不能减少，同样也存在一个结构调整问题，这样才能实现公有制结构的优化。三是公有制的数量增长和质量提高并不是一个概念，公有制在保持一定规模优势的条件下，重要的是质量的提高，不断增加公有经济的控制力。四是公有制并不就是完美无缺的，公有制也存在着制度缺陷，所以要进行所有制改革。

第六，突破了所有制的抽象论，提出所有制效率问题，对公有制也要从效率和成本的角度去认识。

专家称全会在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关系上的四大突破

最新一期《瞭望》周刊发表文章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认为，十六届三中全会取得的突破集中表现在，对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之间的关系方面有一个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

张文魁认为，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到要建立现代产权制度，讲到了“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这是很大的突破。还讲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这一点提法很具体。

第一次提出“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以前的提法没有“大力”两个字，也没有“主要实现形式”，而是“一种实现形式”。这样的提法对以后用非公有制形式来改造公有制，将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第一次提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以及其他行业和领域”。在以前，这种提法只在领导人的个人讲话中和地方政府的一些文件里出现过，但在中央的文件中从未出现过。这将对我国非公有制经济行业准入方面产生很强的推动力，开放力度会大大增强。以前我们的调研表明，在广东省国有经济可以进入80多个行业，外资可以进入60多个行业，而国内的非公有资本只能进入40多个行业。也就是说有一半左右的行业非公有资本是无法进入的。这次明确讲只要没有“禁入”的都可以进入，将大大加快行业准入的开放进程。

第一次提到“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有同等待遇”。这就是一个待遇同等的问题。我们以前老是讲“国民待遇”。这在党的文件中第一次出现这个提法。

实际上，这四个方面的主题就是理顺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之间的关系。至少在表述上有很大的突破。将对以后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专家评论三中全会认识突破使国企改革空间更广阔

最新一期《瞭望》周刊发表文章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副主任白津夫在谈到十六届三中全会在国企问题上的认识突破时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经济的成长是有条件的，不能像过去那样处处吃偏饭，而要公平竞争和发展。

白津夫谈到，首先，要建立公平的现代产权制度。这就是《决定》提出的“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

其次，依据产权制度行使出资人职责。需要由国有资本控股的企业，应区别不同情况实行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

再次，通过产权改革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认为，明确提出“现代产权制度”，同时也提出了归属清晰、责权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定语”，使改革更加规范了。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运行与发展室主任王小广说，明确提出了要保护公有产权，也要保护私有产权，这比以前的“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都更加可操作，目的性和针对性更强。

股份制作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是一新提法。王小广说，原来没这么提过，只是说股份制也是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以后通过民营资本和外资的不断参股，混合经济在我们的经济活动中将成为一种常态。

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产业部副部长冯飞说，垄断性行业的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很突出，可以说，相当大的大型国有企业改革集中在垄断性行业，对于这些企业怎样改，从三中全会的公报来看，其实非常清楚了，就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让非公有制经济去改造国有企业，这在学界的声音是比较高的，但写进中央文件还是第一次。也就是说，除了涉及国家安全、自然垄断、有重大社会效益以及高新技术和支柱产业的重大骨干企业，其他的都要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从过去谈怎样管理国有企业到今天谈怎样管理国有资产，以履行国有资产出资者的责任，这是非常重要的，全会的决定为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管理提供了政策依据。

中国改革进程将从不平衡发展转向协调和全面发展

最新一期《瞭望》周刊发表文章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在评论十六届三中全会时称，五个“统筹”进一步强调要全面、协调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重视各方面的协调。这可以说是这次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重要的指导思想。这符合实际，也确实需要。在总体上审视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不平衡问题，抓住重点集中解决。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副主任白津夫认为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从过去的倾斜式发展模式转向统筹协调发展。过去的倾斜发展，即城市优先于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相协调、发展与治理不相兼顾、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不相统一，特别是由于采取了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个人的重点发展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

另一方面，从注重经济增长转向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长期以来，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突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目标设计是以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为中心，重点始终放在搞活国有企业上，包括对国有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这是阶段性改革的需要，是符合改革的逻辑进程的。但是，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出发，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从单纯的经济增长转向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次会议集中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运行与发展室主任王小广说，这次会议将建立逐步改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作为“重中之重”，放到这样一个重要的地位还是第一次。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发展不均衡是我国目前的一个难题，同时也是长期的问题。越往西北部走，这种城乡差距越明显，可以说城乡差距就是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阻碍。中国正在面临城乡、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关键时期，在体制上也是一个关键时期，城乡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瓶颈。

只有各项改革都协调发展才能降低发展成本，王小广认为，十六届三中全会对经济改革和社会事业改革的配套更加重视，这方面的改革是本次决定的一个亮点，也是未来改革的重点。

专家称中国改革将更着眼于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最新一期《瞭望》周刊发表文章称，十六届三中全会更加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怀农民。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认为，五个统筹之首就是统筹城乡发展，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这是一个标志，即从改革初期着眼于资源配置、分户经营和把土地资源给农民，到现在的着眼于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让农民以平等的主体参与市场，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可用八个字概括，即“还权于民，让利于民”。

徐勇还称，现在我们的农民还不是以平等的主体参与发展，对他们还有很多体制性的限制，此其一；其二，农民在市场竞争中还是弱势群体，他们的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所以改革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改革体制性障碍，二是推动农村社会经济全面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问题的决定都体现了这一精神。

过去我们把劳动力流动起来了，是一个重大的改革成果。农业发展现在面临的最大任务就是把土地盘活，让土地流动起来。不把土地流动起来，就实现不了它应有的价值。但现在在土地盘活的过程中就出现了权力对资本的干预，把土地资本的利润都拿走了，农民得到的很少。有些地方政府把农民的土地以极低的价格大量征用，出现了所谓新的“圈地运动”，然后倒手，十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地增值，但这种土地收益农民没有享受到。失去土地之后他们工作无着、生活无着，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所以，三中全会特别提到要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再如，间接补贴改为直接补贴，也是切实保护种粮农民的权益。这几年我们的抛荒很严重，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下降。所以这次把通过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改为对农民直接补贴，保护种粮农民的利益。

国家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保护，深化农村税费改革。近两年的税费改革有很大成绩，确实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规范了收费制度。但这都是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推动的，具体到基层，其运行出现两个后果：一是削弱了村级经济的实力，二弱化了乡村教育文化事业的能力。减人时首先减乡村教师，这是各地普遍存在的问题。乡村财政“收”的时候是抽油烟机式的，“支”时是漏斗式的，真正用于农民身上的很少了。这种行政式的税费改革难以持久，随时有可能反弹。因此乡镇的管理体制要改变，要有配套改革。现在我们税费减了，但人没有减，所以就会巧立名目，打农民的主意。

特别提出了对农民的支持，像医疗、教育等，中央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县是城与乡的结合点，要防止以县的行政区划推进经济发展，而要尊重市场规律。不能走老路，靠县政府的力量去推动发展，而要靠市场。在城镇化进程中，如果没有产业支撑，城镇化不但不能带动经济发展，而且会起到阻碍作用，因为它浪费了土地资源。

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种提法过去也很少有。过去我们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是不管农民的，农民不是劳动保障的对象。这次这个提法把农民纳入到劳动者中，像一般的国民一样，为他们提供劳动机会和社会保障。

所有这些关于农村问题的措施是很切合实际的，体现了“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的思想。

专家称三中全会是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第三个里程碑

最新一期《瞭望》周刊发表文章称，科技部办公厅副主任梅永红认为，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是继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改革科学技术体制的决定》以及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之后，科技体制改革的第三个里程碑。

在梅永红看来，这三个里程碑式的决定，前两次都是自下而上微观层面的改革，而这次的决定涉及面更大，更宏观，更深刻，影响面也更大。

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自下而上的微观的改革已经完成，而十六届三中全会在有关科技工作的宏观调控、军民结合，以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问题上实现了突破。这三个方面都是多年来困扰科技发展的重大体制性障碍，今后的若干年内若能在这三个问题上取得一些进展和突破，它带给中国科学界的发展将绝不只是未来几十年产生哪些成果，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作出哪些贡献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涉及到我们到底以什么样的姿态立足于世界，如何参与国际竞争的问题，“意义非常重大”。

突破一：加强科技宏观调控。

梅永红认为，宏观科技管理体制滞后，已成为制约科技发展的最主要障碍。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科技资源高度分散。二是科技资产利用率十分低下。三是科技积累效应低下。

突破二：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战略举措。

梅永红认为，科技体制改革，如果不能直面军民分割的现状，那么仍是一个不充分、不全面的改革。他说，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明确提出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改革思路，是非常及时的，是一个战略性的改革举措。经济建设与国防安全是未来20年中国科技必须服务的两大任务，必须把这两个任务融合起来，统筹考虑。

改革当前军民分割的科技体制已迫在眉睫。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在军民结合的问题上，必须进一步推动加强国防军工生产与市场经济紧密结合的体制，建立开放的环境和条件，保障各种有效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促进科技要素在军民之间的双向流动和转移。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要抓好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宏观控制，提高军民兼容程度，增强平战转换和国防动员能力，形成长期稳定的军民融合创新体系及运行机制。

突破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

“科教兴国战略”中的“科”不仅指自然科学，也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特别提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问题。

梅永红说，在体制改革里谈这个问题，许多人会感到惊讶，而在中国，这个问题恰恰是出在体制上。我们原来把社会科学过分意识形态化，认为凡是社会科学都是意识形态，而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中国的自然科学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这种移植在当时就带有一种非常功利的色彩。但在西方，自然科学与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是融为一体的。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下，西方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科学体系。到了中国，情况发生了改变，引进的自然科学与中国本来的哲学、人文科学没有融为一体，成了一种非常孤立的体系，带来了很多问题，忽视了科学发展本身的人文性和自身的规律。

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协调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主要标志。任何一个技术创新活跃的时代，无不伴随着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的导引。今天，人类面临的许多问题都具有综合性质，如可持续发展问题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等，既是科技问题，也是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超出了自然科学技术能力的范围，必须综合运用各门自然科学、各种技术手段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去研究解决。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厚此薄彼。

教育界人士称三中全会提出教育体制改革重大创新

最新一期《瞭望》周刊发表文章称，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许多人士认为这是教育体制改革的重大创新。

全国高校现代远程教育协作组秘书长严继昌说，中国劳动人口技能和创新能力的提高，取决于教育培训体制的完善，这是构建一个完善的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

国家终身教育体系的建立要在政府主导下充分发挥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所谓“政府主导”就是要出台鼓励办学的政策和规范办学的法规。教育部在机构改革中应考虑成立“终身教育司”，以规范和指导各类继续教育活动。全国人大应考虑对继续教育立法，以利于从时间上和经济上保证从业人员培训活动的持续进行。同时，要用法律打破继续教育的垄断现象，鼓励社会各培训机构参与培训工作。

教育培训应以质量取胜，这需要营造一个鼓励严肃办学、反对以降低培养标准招揽生源的氛围。当前成人学历教育出现的混乱局面，与不公平竞争有相当大的因果关系，不公平竞争只能造成培养质量下滑。教育行政部门在成人教育管理方面，既要考虑尊重每个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特别是自费生的学习权利，又要考虑建立有序的公平竞争环境，绝不能放任以盈利为目的不顾教育质量的办学行为。

建立完善的国民教育体系，满足全体国民受教育的需求，是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足够和高质量人才的重要保障。首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育系副主任康丽颖说，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教育的深刻影响集中体现在：资源的全球流动和重组，对教育机构的跨国设立、教育的竞争与合作提供了可能；资源配置的速度与标准，促进了全球网络教育的兴起以及国际学分、学位的互认；资源流动与配置的核心趋向，是人才培养与竞争的通用性和国际性。因而在保证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建立适合国情的开放的国民教育体系是教育系统的首要任务。

康丽颖认为，国民教育体系要具有国际竞争力。洛桑管理发展学院(IMD)2002年公布的年度国际竞争力报告表明，现阶段制约中国竞争力提升的一大“软肋”，在于公共教育支出仍非常不足，国民素质总体不高，教育体系适应性不强，人才缺乏。因此努力提高国家竞争力，必须增强国民教育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即建立分层次的以劳动力市场为平台的人力资源评估与监管体系；建立旨在促进区域均衡化的教育质量监控与信息服务体系；建立转移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保障体系；建立在岗和转岗人员多形式教育服务的社区就业能力培训体系。

要建立富有弹性的学习制度。长期以来中国教育以满足多数人同一的教育要求而获得规模和效益，其供应框架基于一个假设，即大工业的标准化社会赋予了人们趋同的发展需要。这种硬性的学习制度压抑着人们的多样化需要，也束缚了教育机构多样化的发展。弹性学习制度的特征是有弹性的课程系统、弹性的学生组合及学生工作系统、弹性的学习及管理系统、弹性的教学评价系统、弹性的学籍管理系统、支撑弹性教与学的技术系统、环境系统。形成这一制度安排是完善的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标志。

三中全会将对中国卫生体制改革产生重大深远影响

最新一期《瞭望》周刊发表文章称，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健全公共卫生体制，强化政府公共卫生职能，提高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卫生部办公厅副主任尹力认为，《决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必将对中国卫生体制改革产生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从协调发展观出发反思医疗卫生事业的巨大差距。

文章称，尹力认为，抗击非典的斗争使我们深刻认识到：第一，卫生事业已经不只是单纯的医疗和健康问题，也是影响社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第二，发展卫生事业，特别是建立健全公共卫生体系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对于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第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实现经济与社会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但是，卫生事业发展的经济环境、体制环境、社会环境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对卫生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当前，卫生改革与发展相对滞后，出现了几大极不适应的“症状”：卫生医疗服务现状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不相适应；疾病流行模式日趋复杂，现行卫生服务体系与疾病预防控制要求不相适应；现行卫生管理体制与经济体制不相适应。

健全公共卫生体制乃民之所需。

文章还指出，尹力称，首先，健全公共卫生体制，加强公共卫生建设，就是坚持全面的发展观，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其次，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人民群众的最基本需求，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我们党和政府第一位的责任。健全公共卫生体制，加强公共卫生建设，是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和公共利益的最基本措施，也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

当前，中国公共卫生建设中存在的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公共卫生体系不健全，疾病预防控制体系能力差，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机制不完善，卫生执法监督工作不到位，公共卫生投入水平低等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造成的。加强公共卫生建设是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转变政府职能的现实需要。加快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健全公共卫生体制，加强公共卫生建设，把政府职能由过去的“办医院”为主，转变到加强疾病预防控制，加强公共卫生应急机制建设，加强卫生执法监督和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基本医疗保健服务上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医疗和健康权益。这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制的内在要求和现实需要。

中国公共卫生建设的目标是：争取用3年左右的时间，建立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和卫生执法监督体系；用更长一段时间，完善中国农村卫生体系、城市基本医疗服务体系、环境卫生体系和财政经费保障体系。

改革与发展的三大重点领域。

文章指出，尹力表示，一是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促进公益性卫生机构的改革与发展，重点加强公共卫生建设和农村卫生工作。各级政府增加卫生投入，并鼓励社会捐助，加强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在城市，重点加强疾病控制机构、预防保健机构、传染病医院以及急救体系建设；在农村，重点加强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建设。公共卫生涉及全国人民的健康权益，做好公共卫生工作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也是中国今后卫生改革和发展的重点。

二是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鼓励竞争，推动经营性卫生机构的改革和发展，重点深化城市医疗服务体制改革。目前，中国卫生资源约80%在城市，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卫生资源重复配置，条块分割，布局不合理。政府要通过加强宏观调控，鼓励公平竞争，实现医疗机构多种所有制并存，共同发展。鼓励国内外社会资金进入医疗市场，投资举办医疗机构，扩大医疗资源，打破行业垄断和条块分割，使经营性医疗机构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改变公立医疗机构一统天下的状况。提倡以大型骨干医院为龙头，以资产为纽带，推进集团化建设，带动社区卫生服务发展。鼓励城市卫生资源向农村转移，提高卫生资源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

三是健全法制、明确职能、落实责任、突出重点，加快政府卫生职能转变，加强卫生监督执法和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政府卫生部门由直接办医院向依法管医院转变，由微观管理为主向宏观管理为主转变。建立和完善卫生法律法规体系，从行政管理为主向依法管理为主转变。制订卫生和医疗行业政策，严格市场准入，鼓励公开竞争，依法对医疗服务机构和健康产品进行监督管理，把人民群众和市场反映作为评价医疗机构的主要标准。完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扩大医疗保险制度覆盖面和医疗救助人群，发展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