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现状及其在当代的发展变化，历来是我们需要密切关注的对象。在实行对外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克服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绝对对立起来的片面观点，大胆吸取和借鉴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以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同时又要时刻警惕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就把全面、科学地研究和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课题日益迫切地提上了日程。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后，我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数度到西欧、北美、北欧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去进行访问考察，获得了有关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大量材料，由此开始了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研究。在近１０年的考察和研究过程中，我对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问题，进行了一些方法论上的思考。
一是要把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考察和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当然要以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实际发生的变化为对象，但要弄清楚为什么这些变化是新变化，它们又到底新在哪里，就必须把对现实的考察同对历史的追溯连接起来。而要弄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又必须把这些客观的实际变化和推动这些变化的理论思潮的更迭联系起来。循着这样一个思路就不难看出，资本主义经历了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再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一直到当前的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格局多极化下资本主义这样几个发展阶段，而资本主义理论则经历了从亚当·斯密、萨伊的自由放任主义，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的新自由主义，再到布莱尔、吉登斯等人的“第三条道路”的变迁。这就把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总体脉络从历史到现实、从实际到理论全景式地展现了出来。
人们在谈到当代资本主义企业中的雇员参与制时，往往对联邦德国大型煤钢企业监事会中实行的雇员代表与雇主代表“对等共决”制津津乐道，却大都忽略了这是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现实的阶级关系的产物。当时，工会提出实行“对等共决”，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防止有些雇主像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那样去支持极端主义的、反民主的政策；雇主之所以会迎合工会的这个要求，是因为它希望以此赢得工会的支持，去反对盟国占领当局拆迁联邦德国工业的政策；盟国占领当局之所以会支持工会的这个要求，是因为它符合盟国使联邦德国工业非卡特尔化的政策；而政府之所以会支持工会的这个要求，是因为时任总理的阿登纳要用它去换取工会联盟在联邦德国重新武装问题上对政府外交政策的支持。当不具备这些条件或条件发生变化时，不仅其他国家照抄照搬难以成功，就连联邦德国的其他企业在推行雇员参与制度时，也不再有“对等共决”，而只有一般的共同决定了。这就说明，只有溯及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历史渊源，才能弄清楚出现这种新变化的原因及其程度。
二是要把复杂现象的不同层次、方面既区分开来又联系起来，全面准确地把握它的意义。在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恐怕算得上是一个引起不同意见激烈争论的话题。但当人们把这些争论拿来分析一下，却不难发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原来是在不同层次和方面上展开的。
从一个方面看，经济全球化是指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扩散，运输、通讯成本大幅下降，从而推动了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迅速发展，使整个世界经济空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有利于各国各地区加强经济技术合作，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社会的稳定，但为什么在实际生活中却遭遇到声势浩大的反全球化运动呢？原来，这种从理论层次上来界定的经济全球化在现实生活的层次上却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景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雄厚的经济、科技实力，不仅获利最多，而且还挟其掌握国际经济组织和制订国际经济规则的主导权，在经济、科技、政治等方面损害发展中国家，向全球输出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妄图让新自由主义一统天下。那为什么在二战以后的几十年中，又会在一些原来比较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先后涌现出“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呢？其原因有二：一、经济全球化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传播新技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积极方面，在一定条件下也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只要它们运用处置适当，还是可以在充满荆棘的环境中走出一条致富之路来的。二、在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为在亚洲建立“反共桥头堡”，给予一些国家和地区不同程度的“扶持”和“优惠”。但在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作为经济全球化载体的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它们到发展中国家活动的目标，往往同这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目标相矛盾，使后者受到损害，并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拉大南北贫富差距。正因为这样，一些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人才力图把反全球化当作左翼运动的基础。所以，我们必须从不同的层次和方面把握经济全球化。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准确地认识它。
三是要把当代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从资产阶级赋予它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意图中剥离出来，区别对待。以“后工业社会论”为例。这种理论指出：新科技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生产规模、劳动的社会分工、生产组织和经济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变化；使知识、智力在社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企业竞争力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开创了用机械部分地代替脑力劳动，导致劳动方式的变革和人类思维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加速了经济发展等等。所有这些论述都敏锐地反映了新科技革命在经济社会方面产生的巨大影响，反映了在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社会化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的某些共同规律，从各个方面生动而具体地描述了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但又必须看到，“后工业社会论”所包含的合理内容，是同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意图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它力图用新科技革命证明，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向一种神奇的新文明演变，以掩盖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和矛盾。而正是这种政治和意识形态意图使它在建构这种新文明时暴露出一系列错误：其一是撇开了社会生产关系，单纯以经济技术水平去划分社会形态和社会发展阶段；其二是脱离了社会条件去观察科技的发展，把科技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绝对化，把它看成独立于人的控制之外又反过来支配人类社会命运的力量；其三，是把科技和管理人员的崛起夸大为新统治阶级的出现，说现在是能人统治、技术和知识阶层掌权，而资本家阶级将在社会中丧失领导地位，等等。所以，我们在吸取和借鉴上述成果时，必须将其与西方资产阶级的这种政治和意识形态意图剥离开来。
四是要在“同”中把握“异”，又在“异”中把握“同”。同一种资本主义制度，由于各国的传统、阶级力量对比和种种现实条件的不同，而表现为不同的模式。如在西方世界流行的就有美国模式、莱茵模式和日本模式等等。为了更广更深地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必须在“同”中把握“异”，看当代资本主义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企业管理、社会福利制度、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同一种变化，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怎样表现为各不相同的形态或模式的，而且对这些不同模式的优劣，不仅要从静态上而且要从动态上去进行比较。例如在谈到莱茵模式时，一般都可举出不少优点来，但为什么在实际生活中，美国模式却表现出比它更大的活力呢？仔细考察一下就可以发现，原来美国模式更为突出和彰显的是其平衡机制，即对各种社会力量的平衡。但是，因为它们同属资本主义，所以在现实生活中，不仅不同的模式可以相互借鉴、相互渗透，而且在面对重大问题时，还往往采取殊途同归的处置方法，从而彰显它们具有相同的本质。例如，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也为了满足高额融资和充分调动雇员劳动积极性的需要，当代资本主义的许多国家采取了股权分散、职工持股、发展“利害相关者”模式的“利益共享资本主义”，调整私有财产的实现形式，对私有财产的理解从绝对化向相对化摆动等等。但当资产阶级私有制的本质一旦面临威胁，当代资本主义调节的限度便迅速显露出来。如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野的瑞典的大大小小的雇主，推倒瑞典社会民主党发起的在国会通过的雇员投资基金法令，而美国的统治阶级则通过《萨尔斯班——奥克斯利法》，遏制和取缔以企业财务丑闻表现出来的、力图取代“业主资本主义”的“经营者资本主义”。这“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清楚地说明当代资本主义一方面为适应客观形势变化需要，对资本主义各个领域不断进行着调节和改善、改良，另一方面这种调节又有其不可触动的底线和限度，这就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
五是既要大胆吸取和借鉴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中包含的人类文明成果，又要旗帜鲜明地划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原则界限。以当代资本主义企业治理中的雇员参与为例。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尽管这种雇员参与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不少缺陷，但雇员参与却具有超越传统资本主义议会民主，给了当事人以一定的直接参与事件演变发展的机会。将它与社会主义企业的具体条件相结合，将极大地调动职工的主动性、积极性、首创精神，把企业家和广大职工群众之间的关系处理得更加符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因而是一项可以为社会主义吸取和借鉴的人类文明成果。但与此同时，又必须看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借鉴对方的一些做法，又是一种立足于自身自我完善、自我发展所采取的举措，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并没有因此而有所改变，它们各自的本质也不会因此而发生变化，丝毫也不是向对方的“趋同”。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２３６页）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也绝不会因为借鉴社会主义的一些做法而变成社会主义或自动进入社会主义。因此，必须旗帜鲜明地划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原则界限，以免混淆是非，引起思想混乱。
六是在观察和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过程中，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又要与时俱进，为面临的新问题努力探索符合时代精神和客观实际的新答案。自从马克思、恩格斯相继去世，特别是列宁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去世以来，当代资本主义在各方面都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新变化。我们既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观察研究这些变化的指导思想，又要对这些新变化做出新的有理论深度、有说服力的科学分析，这两个方面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可以保证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正确方向，对这种新变化进行有深度的科学分析，又能推动我们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理解。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３卷中提出的资本主义自我扬弃的问题为例。过去人们只注意到马克思指出的股份公司制度内已经存在着社会生产资料借以表现为个人财产的旧形式的对立面，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应当被看作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等段落，可是联系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客观实际去重读马克思这些论述时，以往被忽略的马克思的另一些论述就凸显出来了，这就是在资本主义自行扬弃的过程中所出现的那些新社会的因素、新的经济制度要素的历史方位：这种扬弃还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这种向股份形式的转化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因此，这种转化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版第２卷第５１６、５２０页）正因为同时存在着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这才构成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自行扬弃的矛盾”。反之，如果只看到矛盾中的前一个方面，并以此作为惟一的指导线索去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那就显然会陷入一种片面性、绝对化、简单化，引出不正确的结论。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