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是一场敌强我弱的残酷的较量。怎样战胜强大的敌人？我们党从以往的革命经验中认识到：宣传工作是一件极为有力的武器。因此，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党中央就要求全党积极行动起来，将抗日宣传工作做到每一个角落，激励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投入到这场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斗争中去。
在民众中做广泛深入的抗日宣传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民族解放战争，需要全国同胞参加。而要动员起全国同胞共同抗日，就必须通过政治宣传，把抗战的政治目的告诉人民，使人们懂得为什么抗日、怎样抗日。１９３８年５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深刻阐述了政治动员民众的重要性，指出：“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如果我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因此，我们要“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毛泽东选集》第２版第２卷第４８０—４８１页）为了做好抗日宣传工作，党中央指示各地党组织深入到群众中去，动员报刊、学校、宣传团体、文化艺术团体、军队政治机关、民众团体，及其他一切可能的力量，向后方群众、前线官兵、后方守备部队、沦陷区人民、海外友人等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中央还强调，宣传内容要与群众的利益联系起来。“不是将政治纲领背诵给老百姓听，这样的背诵是没有人听的；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要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同上，第４８１页）各地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运用各种宣传方式，如报刊、戏剧、歌曲、墙报、群众大会、演讲、个别谈话等等，向群众说明目前的形势和出路，揭露敌人的残暴罪行。宣传员不辞辛劳、不分昼夜，深入村村户户，结合群众切身利益进行宣传，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很快被激发出来，形成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纷纷报名参军的热烈局面。留在后方的群众，尤其是战场附近的农民，踊跃出粮、出民工，为军队送饭、送情报、抬伤员、运弹药物资。在台儿庄战役中，鲁南人民不但为军队准备御寒衣物，赶制干粮，还冒着枪林弹雨抬伤员、当向导、送情报。由９０名男女学生组成的政训团，自始至终不离开前线。人民的支援有力地保障了这次战役的胜利。
加强前线军队的政治宣传工作
抗日战争是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进行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殊死之战。对于我军来说，不仅是军事战，更是意志战，需要保持坚韧、旺盛的斗志。这就必须做好抗战军队的政治宣传工作。党中央将政治宣传工作视为军队的“生命线”。抗战爆发后，中央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战时各级动员委员会组织规程》、《抗日自卫军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战时动员物资方法》等法规、条例，各根据地先后建立了战时委员会或武委会。报纸、刊物、书籍是政治宣传最有力的武器。各地大力创办抗日报刊，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输送精神食粮。据不完全统计，１９３７年到１９３９年，华北、华中地区大约有抗日小报７００种。这些报刊在及时报道我军战绩和揭露敌人的残暴罪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使抗日宣传效果更佳，抗战演剧队、宣传队、电影放映队，常常奔赴前线为部队鼓劲。有时是山那边炮声隆隆，山这边搭台演戏，锣鼓喧天，战士们轮替观看表演，在稍息和娱乐之中受到教育和鼓舞。漫画宣传队为部队办抗战画展，编印漫画及连环画小册子发给士兵。这些通俗易懂的宣传品，很受士兵们的欢迎。抗日军队的战斗力经久不衰，与政治宣传工作的生动、及时、深入、细致、广泛有着直接的关系。特别是八路军、新四军，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前有敌人的扫荡，后有国民党顽固派势力“围剿”，也从不畏惧，从不退缩，始终以大局为重，坚持抗日，最终以旺盛的斗志，简陋的装备，收复了祖国的大半江山。
宣传工作深入到敌人心脏
在做好我方抗日宣传工作的同时，党中央还十分重视瓦解敌军的宣传工作。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分别发表了《告日本海陆空军士兵宣言》和《告日本士兵书》，劝告日本士兵放下枪支，不要为侵略者当炮灰，作无谓的牺牲。此后，又先后发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部命令》、《关于瓦解敌军工作的指示》、《关于反敌伪宣传工作的指示》、《地方政府关于保护和优待日本反战军民的条件、办法》等一系列指示和决定，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及各根据地积极对敌军开展政治攻势，唤起和加深敌兵厌战怠战情绪与思家思乡情绪，促其觉悟，放下武器，以达到削弱敌军战斗力之目的。遵照中央的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向敌阵地、据点散发日文宣传品，在前线用日语喊话，深入敌占区张贴标语，在墙壁上画讽刺漫画，同时优待日军俘虏。这一切，令日军军官胆战心惊、坐立不安，使不少日本士兵逐渐觉醒，或发生哗变，或分散外逃投奔我军，或在战场上放下武器。许多战俘经我军政策感化，自愿留下跟我军民共同抗日。
成立伪军是日军以华制华、弥补其兵力不足的一项邪恶举措。因此，瓦解伪军，争取伪组织人员，就成为我军政治攻势的重要内容。当时我军民广泛地向伪组织人员散发宣传品，写警告信、劝告信，张贴伪组织人员自新条例，还经常召开伪军家属座谈会，讲解我军宽待俘虏的政策，宣传抗战形势，在伪军家属中开展“唤子索夫”、“一封信”等运动。经过大张旗鼓的政治宣传，伪军人员纷纷动摇，有的离队脱逃，有的悔过自新。如江苏南通、如皋、海门、启东的军民在９个月的反“清乡”斗争中，争取了１７００余名伪军反正。又如在山东，１９４３年伪军逃亡者达７０００，１９４４年夏至次年夏达１．３万，１９４５年伪军缴枪投诚、被俘者约４．５万，逃跑者达１．２９万。
加强在国际上的抗日宣传工作
为了赢得海外侨胞和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增强抗战实力，我抗日各方还加强了国际宣传工作。针对日军的暴行，我党不断发表通电进行揭露，并呼吁各国人民予以抗议。１９３８年３月初，朱德、彭德怀以八路军总司令、副总司令的名义，就日军在我晋陕施放毒菌发表通电，呼吁全国、全世界人民抗议日军暴行，捐赠防毒防疫物资。八路军香港办事处通过文化界人士组织抗日文化团体，创办抗日刊物，开办进步书店，编演进步戏剧、电影等，广泛开展对外宣传。我们党还利用参加国际活动的机会，动员一切爱国力量，积极宣传中国抗战。朱学范在参加国际劳工大会期间，举行茶会，向劳工代表和各国记者介绍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情况。周恩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用日、英、法、俄、世界语等语种对外广播宣传，创办世界语刊物《中国报导》（半月刊），寄给５０多个国家的世界语组织和个人，而且还经常召开记者招待会，使各国及时了解情况。通过宣传，海外侨胞和各国人民纷纷伸出援助之手，支持中国抗战。英国的铁路工人抵制从英国向日本运输原料，码头工人作出决议，不替日船装卸货物。美国、法国的码头工人和海员开展拒运废铁与石油到日本和抵制日货的运动。欧洲、拉丁美洲、大洋洲、亚洲的很多国家，特别是苏联、朝鲜、印度等国的人民也纷纷声援中国的抗日战争。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国际运输总工会通告各国运输工会，禁止运载军火到日本。１９３９年７月，国际工会联合会在苏黎世举行的第八届代表大会，通过了朱学范提出的《加紧制裁日本，援助中国》案，并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其中募捐一项就得５５．６万法郎。此外，一些国家还派遣医疗救护队来华。在国内抗战的号召下，海外华侨纷纷组织各种救亡团体。在亚洲，有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下辖东南亚各地的４５个华侨团体；在美洲，有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芝加哥华侨救国后援会和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等组织。这些华侨救亡组织在华侨中广泛宣传抗日，组织抵制日货，组织认购国内公债和募捐等。广大华侨则积极响应。据统计，国民政府发行的５亿元救国公债，华侨认购了一半，发行的其他公债或储蓄券，华侨亦担负过半。捐款也源源不断地汇往国内。他们还投资、捐输国内急需物资，如飞机、车辆、衣物、药品等。仅在１９３７年下半年至１９４０年底期间，运回祖国的各类物资就逾３０００批。不仅如此，许多侨胞青年还毅然回到祖国参加抗战，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
